電子垃圾越來越多，這堆“爛攤子”該由誰來清理？

　　智能設備給人類帶來了方便，但是隨著智能設備數量的不斷增多，無法再利用的電子垃圾也越來越多，電子垃圾也成為科技公司亟待解決的問題。《快公司》撰文描述了當前硅谷的大量電子垃圾現象，并引發思考，這些電子垃圾該由誰來處理？

　　去年四月份，蘋果發布了一份長達58頁的《環境責任報告》，報告宣稱，蘋果公司在美國前環境保護局行政長官，現任蘋果公司全球環境事務副總裁麗莎·杰克森（Lisa Jackson）采取了一系列可持續發展和安全發展舉措。然而，隨后Vice旗下科技頻道Motherboard便發布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蘋果公司指示第三方回收商粉碎舊產品。即便這些舊產品本來硬件并未受損，仍可用于存儲數據，這樣一來也無法進行再次利用。蘋果公司的這項舊產品粉碎協議政策暴露了一個目前正日益加劇的環境問題：電子垃圾。其中2014年和2015年這兩年，平均每年大約會產生4100萬噸電子垃圾（據粗略統計，2014年產生的電子垃圾中，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電子垃圾被回收再利用）；預計2017年，電子垃圾年度生成量將達到5000萬噸。

　　電子垃圾與普通家庭垃圾不同，它其中含有重金屬和危險化學物質；其中智能手機中就含有鉛、汞和溴化阻燃劑，這些物質缺乏生物降解能力，其所攜帶的毒性會對人類、動物和環境造成長期的威脅。與此同時，產生這種電子垃圾的電子產品的原材料還需要進行“沖突礦產”（指來自于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政府軍事團體或非軍事派別所控制沖突地區的礦區生產的金（Au），鉭（Ta），鎢（W），鈷（Co），和錫（Sn）等金屬礦物，當地相關軍事團體取得的非法采礦利潤是從公民中盜竊得來的，且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造成侵犯人權，環境惡化）的開采。除此之外，隨著這些礦物質數量日益減少，礦工們需要從深海地區尋求替代品。

　　深海生態學家安德魯·泰勒（AndrewThaler）指出：“智能手機上的天線需要用到鈳鉭鐵礦來獲取WiFi信號……縱觀世界各地，我們會發現目前并沒有那么多的開采源。所以，如果電子產品在使用壽命結束之后，我們沒有很好的渠道去重新利用這些礦物質……那地表上的礦體會逐漸被開采殆盡，之后我們就要像開采石油那樣，開始嘗試從越來越深的海洋來尋找這些資源。”

　　聯邦法律還沒有出臺相關的法規，要求對電子垃圾進行回收利用，而地方的相關規程又不成體系，繁瑣而又支離破碎。到目前為止，只有25個州對電子垃圾回收利用事宜實行了法律約束。除此之外，電子垃圾回收大部分是由民營企業來進行，所以控制權就掌握在那些利益為主導的企業手中。2013年，《紐約時報》曾報道，由于政府對像索尼、東芝和蘋果這樣的企業回收項目監管力度不足，導致回收商出現了欺詐現象，虛報回收廢物數量……第三方機構的回收利用流程也很有可能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回收商與制造商簽訂的合同以及遵守的環境保護協議各有不同，這也會影響到實際回收利用的廢物數量，并且那些市場價值受可回收材料牽制的企業，在材料成為廢棄品之后，往往也會選擇放棄囤聚的廢棄品，將其丟棄到垃圾填埋場。

　　Freyja Knapp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專業的一名在讀博士生，他說道：“陰極射線管（CRT：在過去幾十年的電視和計算機顯示器中比較常見）是當前日益嚴重的一個問題，廢棄陰極射線管含鉛玻璃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其中所含的鋇便是問題所在。而現在處理CRT的設備日益減少，市場行情也不景氣，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很多廢棄的設備和大量的含鉛玻璃一起靜靜地躺在那里。”

　　計劃報廢模式所致

　　可以說，對此負主要責任的應該就是計劃報廢的制造模式問題，軟硬件會出現不兼容或者過時的問題，硬件設計也并不追求耐用性。舉例說明，我們現在用的智能手機可能在兩年后就會出現故障，或者即便沒有出現故障，可能也無法支持最新的操作系統或最新版的應用程序。（蘋果在2016年底推出的iOS10操作系統便提供了許多僅面向iPhone6S及后續機型的功能。）與此同時，大型家電設備也難逃這個命運。2015年，歐洲環境資訊網站ENDSEurope撰文稱，電子產品的壽命正在縮短，并指出“在售出的所有家電設備中，用來替換原有出現缺陷或故障的家電設備比例從2004年的3.5%上升到了2012年的8.3%”；購入大型家用電器五年內又再次進行更換的比例也從2004年的7%上升到2013年的13%。

　　硅谷公司生產的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不耐用，并且使用壽命相對較短，只有兩到五年的時間，這其實都是對環境特別不利的因素。盡管如此，蘋果、Google和微軟的設備卻成為了一種隨處可見的文化符號，市場需求量非常高，可以說是碾壓其他的幾個電子產品品牌。

　　泰勒解釋道：“很多公司生產的設備都會在幾年內就變得過時，在用戶手中失去使用價值，這樣用戶就必須購買最新版產品。所以說，如果智能手機的使用壽命能達到10年，那電子垃圾回收的需求就不會很大，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平均每兩年就更換一部新手機，自然也就不必再絞盡腦汁去想如何來處理這大量的電子垃圾了。”

　　由此可見，要從設計這一源頭抓起。Knapp說道：“報廢模式驅動市場不斷地進行消費，所以，電子垃圾的產生其實與公司的利潤動機掛鉤。電子產品的設計決策更多地是集中在硅谷地區，所以那里的設計決策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電子垃圾的產生，也決定著這些電子垃圾能否進行回收利用，或者是能否以其他方式來更新換代，能否讓他們的使用壽命延長一年、三年或者五年的時間。因此，硅谷地區科技公司的設計決策在電子垃圾這方面承擔著主要的責任，可能也是最大的責任。”

　　電子垃圾制造者無意收拾“爛攤子”

　　一些大型的電子垃圾制造商無意就此做出任何改變。擬議的一項紐約州法案S618B（“公平維修法案”）旨在通過要求公司向用戶出售替代零件和工具（在需要的情況下，還要提供說明書）并且取消軟件鎖（軟件鎖會限制第三方供應商更換電子產品零件），來消除電子產品維修的障礙。但是，蘋果公司、Verizon、消費者技術協會（CTA）以及其他幾家大型科技公司卻在積極進行游說，試圖阻止該法案通過。（另有其它幾個州，包括伊利諾斯州，堪薩斯州，馬薩諸塞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和田納西州也出現了類似的立法提案。Motherboard指出，這些地方的科技巨頭疑似也在進行游說，反對這項提案。蘋果公司、Verizon和CTA并未就此事置評。）

　　考慮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技術專家和相關官員提出的一些解決方案也逐漸浮出水面。泰勒建議，為了解決電子產品的過時廢棄問題，科技企業應該著手減少“代碼膨脹”；換言之，這些企業的軟件工程師應該預先編寫最小的軟件，因為這些“瘦削”的軟件無法同時兼容各種不同的硬件等級。泰勒指出：“企業并沒有動機去縮減軟件來讓這些軟件在舊設備上也能良好地運行，所以舊設備也會由于軟件而變得過時。如果你在智能手機上更換了主板的處理器，那手機的基本結構發生了變化，就無法再圍繞它來設計軟件，那么你就需要新軟件，一臺新手機。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基礎結構的變化并不會像并不會像軟件變化的那樣快。”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企業可以采取一種具有生態意識的硬件設計理念：環境設計（DFE）。但是，這個概念是模糊的，就像“企業責任”一樣，并沒有什么具體的內容，要求企業做任何決策都優先考慮環境和公共衛生而不是自己的利潤，這看上去似乎也有一定的誤導性。除此之外，技術專家們還指出，政府應該像企業提供稅收優惠，以此鼓勵他們對舊產品進行回收利用或者是生產更加持久耐用的軟件。

　　電子行業的盈利動機造成的生態影響十分深刻，也反映了當前經濟秩序的系統性問題。圣荷西州立大學回收利用中心的講師兼主任BruceOlszewski表示：“硅谷公司肯定是想要繼續促進電子產品的消費，因為這樣會提高他們的利潤。資本主義向來都是強調利潤最大化，這樣一來產生的一個問題便是：像社會利益以及減少污染這一類的事情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并沒有一個反應機制。”

　　Olszewski指出，盡管如此，只要管理電子產品生產的經濟原則發生變化，這一問題便有解決的希望。他說道：“我們希望是誰制造的問題，就由誰來承擔和解決。這可能需要政府采取一些足夠大膽的舉措……政府有責任來滿足這種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