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視中國經濟五個趨勢性變化

　　近幾年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同志正確領導下，我國在順利完成“十二五”規劃主要任務基礎上，實現了“十三五”規劃的良好開局，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2015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67萬億，這是“十二五”結束的時候，比2014年增加將近4萬億。2016年GDP從現在的，基本上是國際上是74萬億，比2015年增加7萬多億，盡管是增長6.7%，但是它的增加總額比2015年增加3萬億。我們實現了“十二五”的良好開局。

　　同時也要看到，近兩年來也出現了一些特別值得關注的、趨勢性變化。即使這些變化是一些苗頭，也需要在今年和今后幾年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妥善應對。

　　第一個趨勢性變化就是，糧食生產在連續12年增產以后，第一次面臨減產。

　　2015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12429億斤，比2014年增長280多億斤，實現了歷史上的12年連續增產。但是2016年我們的糧食總產量是12325億斤，比2015年有所減產，其中早稻減產2.7%，夏糧減產1.2%，整體上減產1.8%。這是我們12年連續增產以后，雖然實現了豐收，但是第一年減產。盡管我們的糧食像李主任講到我們與國際市場的倒掛，我們也有很大的庫存，但是中國糧食安全對減產的勢頭應該引起重視。

　　一是現在糧食價格倒掛。我們的主要農產品(11.62 -0.77%,買入)(000061)價格都比國外的在配額到岸后的價格還要高，所以導致現在我們國內農產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但是我們的價格面臨著天花板，而包括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的農業補貼已經用盡。。

　　二是糧食庫存過高。我們的糧食總庫存已經超過1萬億斤，李主任講是1.2萬億斤，堅定了全年糧食的總產能。就導致我們財政負擔加重，直接用于糧油儲備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去年就接近2000億元，占貸款已經超過1.2萬億元，占用了大量的財政資金，而且也消耗了、障礙了農業種植業的結構調整。

　　三是農產品的供需缺口擴大。我們同時也要看到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地快速推進，以及人口增長和消費水平提高，2014年我國農產品的進口額也接近1200億美元，逆差5000億美元，現在糧、棉、油、糖、肉、奶進口量相當于在國內種植9億畝左右的播種面積，接近了我們耕種面積的一半。所以我以為對糧食減產必須高度重視，要把13多億人的糧食問題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個趨勢性變化就是，在投資增速跌入15年最低點之際，民間投資第一次大幅度下滑。

　　2015年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是56萬億，名義增長9.8%，實際剔除價格因素以后增長11.8%。2016年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59萬億元，名義增長8.1%，剔除價格因素以后增長8.8%。兩個名義增長和實際增長都比2015年要低。值得注意的是，民間投資僅增長了3.2%，增速降低了6.9個百分點，比全部增速低4.9個百分點，所以民間投資的占比從64.5%下降到61.2%。

　　所以產生這種原因，一是投資環境不完善，目前民間投資仍然遇到各種玻璃門、彈簧門，今年整個投資中國際貸款占整個貸款將近80%，民間只占20%左右。加上市場需求疲軟、融資渠道不暢、公共事業開放不夠、企業投資意愿不夠。

　　二是投資信心不足。由于當前經濟不確定性，民營企業家也不愿意、也不敢投資實體經濟。容易導致資金脫實向虛，以錢生錢，投資人失業了，加上國內投資無利可圖，所以一些資金開始向國外投資，也出現了外熱內冷的現象。

　　三是融資渠道不暢。金融改革以后股市、債市的資本市場先天發育不足、后天營養不良，急需要完善直接融資的比重。同時要發展民間銀行和其他銀行，來推動多渠道建設融資。

　　第三個趨勢性變化就是，在流動性連續近20年急于增長的條件下，廣義貨幣與狹義貨幣第一次出現了比較大的剪刀差。

　　到2015年12月末，我國的廣義貨幣達到139萬億，增長13.3%。人民幣貸款余額新增11.7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加上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增量，達到18.5萬億元，各類債權累計發行23萬億元，同比增長將近90%。2016年12月末我國的廣義貨幣達到115萬億元，增長11.3%，總量增加將近12萬億。人民幣貸款余額超過104萬億元，新增12.6萬億，社會融資總規模達到17.8萬億元，各類債權累計發行36.3萬億元，增加了56.7%。今年1月份人民幣貸款余額又新增了2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一個月就達到3.74萬億元，創歷史新高。這兩年來在流動性過分寬松的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狹義貨幣，就是現金加企業的活期存款增速大大超過了廣義貨幣。導致了狹義貨幣與廣義貨幣兩者之間的剪刀差。

　　2015年12月末，廣義貨幣增長了13.3%，狹義貨幣增長15.2%。2016年12月末，廣義貨幣增長11.3%，狹義貨幣增長21.4%。其中去年7月份，一度飆升至25.4%，中間向差十幾個百分點。所以有的專家把這種M1的增速大大快于M2增速的剪刀差稱作流動性陷井，雖然釋放了流動性，但是拿到現金的企業并不愿意投資，也沒有更擴大生產，而是選擇把這些錢拿到資本市場上來換取高收益，以錢生錢，或者到海外投資。

　　一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企業囤積現金。由于缺乏高回報，一些企業拿到錢以后抱在手里。所以企業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居民家庭也好，持有貨幣的意愿，特別是用于包括資本市場和房地產，特別是樓市，使得貨幣的投機和交易需求大幅度增加。

　　二是由于企業囤積現金，大量資金并沒有投入實體經濟。因為金融機構紛紛推出一些高收益、高風險的理財產品，表外的業務遠遠超于表內業務。所以在渴望高收入的銀行，追求高收益的企業和持有大量存款的居民家庭之間，就建立了資金循環的關系。居民來尋找高收益的理財產品，比如說現在保險公司的萬能型，以5%-6%的高收益率回報，而保險公司拿到這個錢以后再貸給房地產開發商和其他金融投資者，形成了資金在虛擬經濟中轉圈，內部循環，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

　　三是有可能大幅度推高通脹水平。因為廣義貨幣余額占GDP比重已經從2008年的120%，飆升到200%以上，這個比例遠遠高于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現在隨著PPI、CPI比較低，當然有的專家估計，現在趴在單位和企業賬戶的活期存款已經接近50萬億元。在缺少投資回報的情況下，這部分資金可以迅速地轉化為市面上的流動現金，不僅推高以樓市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還加大了為期更長的高通脹壓力。所以最近這幾個CPI緩慢上升，PPI迅速從負增長5%點多變成正增長5%點多，相差10個百分點。所以對于流動性過分寬松，大量資金脫實向虛，特別是M1大于M2的增速陷井比較予以減輕。

　　第四個趨勢性變化就是，在進出口連續三年下滑的情況下，對外投資第一次超過了國內利用外資。

　　2015年我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是24萬億元，下降了7%。其中出口下降1.8%，進口下降13.2%。2016年我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24萬億元，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2%，是在連續18個月負增長以后，除了9月份開始有小幅度下降以外，7-8月份，以及10-12月份，轉為了正增長。進口僅增長0.6%，在連續33個月負增長以后，下半年轉為正增長。在進出口連續三年下滑這種條件下，2016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1356億元，境外直接投資1456億美元，這就第一次成為了資本的凈輸出國。2017年這個形勢更加擴張，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只有1137億美元，增長了4.1%。但是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1701億美元，增長了44.1%。所以我國連續兩年成為資本凈輸出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國內吸引外資。這還不包括以個人名義在境外購買不動產，以通過地下錢莊、虛假貿易等非法途徑轉移資金，更不包括私自攜帶資金出去。截止到上個月底，1月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下降到2.998萬億美元，連續7個月下降，跌破3萬億美元的關口，創下2011年2月以來的新低。

　　這個原因表現，一是企業海外投資的熱情高漲。面對經濟放緩和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動作提速，并購交易額同比增長近3倍，比前兩年的總額還要多。這個規模出人意料。

　　二是投資對象五花八門。很多企業是跟風，盡管一些希望借助海外的技術、品牌、實力來提升競爭力。但是更多的企業是跟風投資，我們看到很多企業投資不動產、影視院線，甚至是葡萄酒莊、足球俱樂部。

　　三是并購活動因為不規范已經引起外部的強烈反彈。因為走出去對我國的很多企業來說還是很陌生的，導致很多對外投資跟風，要么魯莽、要么缺乏論證，留下了諸多風險隱患。最近在歐美許多國家已經表現出很多擔憂的情緒，導致一些并購也因此擱淺。所以這些年來面對國際、國內情況的變化，部分企業家信心不足。加之我們對財產權保護也有一定的擔憂，所以一些人選擇移民，或者將財產轉向國外。所以在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程度還不高，不同地區水平差異很大，中西部還需要大量資金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利用外資的關系，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第五個趨勢性變化就是，在經濟增速連續7年下行的大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就是沒有跑贏GDP。

　　2015年全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8.9%，實際增長只有7.4%。其中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5%。但是2016年全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8.4%，比前年低了0.5個百分點。實際增長6.3%，比前年下降1.1個百分點。其中城鎮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5.6%，農村居民人均可知支配受實際增長6.2%，都下降了1個多百分點。特別是我們比較一下2011年我們開始把城鄉居民收入放到一起來統計，2011年GDP增長9.2%，城鄉居民收入增長10.3%。2012年GDP增長7.8%，城鄉居民收入增長10.6%。2013年GDP增長7.7%，城鄉居民收入增長8.1%。2014年GDP增速7.4%，城鄉居民收入增長8.0%。2015年GDP增速6.9%，城鄉居民收入7.4%。去年GDP增速6.7%，但是居民收入只達到了6.3%，這是第一次城鎮居民收入、農村居民收入、城鎮居民收入指標都低于GDP。前一段時間我們聽取有關部門的報告，有關部門報告辯解說，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長低于GDP，高于人均GDP，因為去年GDP人均增長6.7%，但是去年人均GDP增長6.1%，我們城鎮居民收入6.3%，還比人均GDP增長6.1%要高，都是換了概念。

　　這些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雖然增長很快，但是這次第一次低于GDP，我們認為除了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的問題之外，主要是經濟增速下滑傳導了收入下降。所以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的區間下移，所以經濟結構發生更大的改變，再加上能源消耗和環境約束的強化，這些轉變對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帶來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這是不可否認的。

　　一是種糧收入難以增加。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我國幾乎所有的糧食價格均比國際市場高，國內與國際價格倒掛，對繼續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形成了制約。加上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的農業補貼用完了，所以農民依靠種糧收入是很難。現在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遠遠低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增長，所以主要還是靠外出務工的收入增長。

　　二是工資性收入增速明顯放緩。因為勞動報酬是城鎮居民和進城務工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面對市場需求疲軟，企業利潤下降，短期內受政府維崗措施，儲備人力資源的影響，所以企業不裁員，往往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工資。如果經濟持續走低，必將從降收入、傳導到減就業，有可能對城鎮居民收入造成更大的影響。

　　三是經營性和財產性收入受到沖擊。由于居民理財和投資渠道單一，受經濟下行拖累和市場環境影響，居民經營凈收入連續兩年持續下降。由于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波動，也增加了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不確定性。

　　四是轉移性收入增長空間有限。這些年來我們特別依靠提高社會保障、補助標準、扶貧、脫貧，所以導致城鄉居民轉移的凈收入增長快。但是現在受經濟增速下滑，特別是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所以擴大財政支出來提高民生保障水平，這個已經難以為繼。所以對于轉移性收入占比較大的西部地區，特別是最近幾年收入增長很快的西部，像西藏、新疆等等，依靠轉移支付的這些地方延續增收的趨勢也更加困難。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城鄉居民收入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所以十八屆五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再次強調這一目標，兩個翻番，并且提出要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面對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以后，如果我們在收入政策方面不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那么實現這兩個翻番，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或者跑贏GDP，那么這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如果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再朝下掉，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擴大，收入分配領域的風險將進一步集聚，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所以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充分重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