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倒逼塑料行業大洗牌

距離年底限塑令大限還有不到半年時間，九部門于7月17日又聯合印發了《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下一階段重點任務，特別是2020年底的階段性目標進行了具體部署，這也是對1月份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內容的進一步細化。

“新版限塑令”以2020年、2022年、2025年為節點，明確了控制“白色污染”的時間及禁限范圍，構建起覆蓋塑料制品生產、流通消費和末端處置全生命周期的政策體系。限塑令為相關行業帶來新一輪的調整期。日前，企查查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塑料制品企業近300萬家。限塑令對這些企業來說是機遇還是挑戰，他們將會怎樣應對，企業轉型升級又會遇到哪些困難等都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洗牌：綠色可持續發展是未來趨勢

據統計，我國每年的塑料表觀生產量在8000萬噸左右（含出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表觀消費量位列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產國與消費國。按照《意見》中明確的分年度實施禁塑計劃，生物降解塑料在未來五年內將實現30%-50%的傳統塑料替代量。

隨著國內塑料治理的政策快速落地，各地政府細化的政策及目標快速出臺，加上9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治理法》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限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鼓勵和支持農業生產者使用生物可降解農用薄膜等政策，未來可降解塑料市場無疑將會快速打開。

業內人士透露，目前可降解塑料生產企業增速明顯。以海南為例，截止到7月21日，已有46家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產企業注冊。

“當人們意識到塑料產業面臨徹底顛覆，環保產品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時，如何提高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工藝和技術是最重要的。”樓仲平在塑料吸管制造行業是領軍人物，他指出，目前不少餐飲企業宣稱放棄使用塑料吸管，選擇在杯蓋上增加吸嘴的方式響應限塑令。但增加杯蓋的厚度，會增加塑料的使用量，換算下來，一個加厚有吸嘴的杯蓋，相當多使用了5根吸管的塑料量。他進一步指出，紙質吸管和聚乳酸（PLA）吸管生產的全生命周期較長，生產成本高，能耗也會相應增加。

近年來，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積極開發聚乙醇酸（PGA）、脂肪族聚酯（PCL）等新型石油基可降解塑料。但對我國不少企業來說，攻克相關技術依然是個難題。

機遇：順應市場布局綠色塑料產業

《通知》對一次性塑料購物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吸管、含塑料微珠的日化產品等相關塑料制品的禁限標準進行了細化。例如，規定從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國餐飲行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對于大多數專做吸管制造的公司來說，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但作為一家26年專注于做吸管的企業，浙江義烏市雙童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雙童公司）以其多的經驗和技術積累，正好迎風趕上了可持續發展的市場機遇。

早在2005年，雙童公司就意識到塑料吸管的局限和危害，開始著力研發可降解和可循環利用吸管產品線。近兩年“限塑環保風”愈演愈烈，雙童公司銷量卻突飛猛進，呈現爆發式增長。到目前，通過對生產系統的改革轉型，原先六個車間生產傳統塑料吸管，現在僅剩一個，環保吸管占到了公司業務的60%以上。

初《意見》印發后，雙童公司開始打破26年研制吸管的慣性，進入到可降解生物材料包裝領域。“我們公司可降解生物材料包裝（可降解保鮮袋、產品包裝袋和垃圾袋等）預計9月份投產，產能將達到5/日。”雙童公司總經理李二橋介紹。

同樣在生物降解塑料行業已深耕多年的企業還有江蘇華盛材料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盛科技）。2008年，華盛科技著手綠色環保新材料產業的技術研發與市場布局，專注于生物降解聚酯原料合成技術與材料改性應用開發。

以往，華盛科技的主要市場在美國。今年受貿易戰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影響，出口訂單大幅減少的華盛科技迎來了新的業務發展機遇，《意見》印發后，其在國內的市場開始快速擴張。

華盛材料科技集團董事長張春華稱：“集團下屬有多家生物降解材料與制品企業，已形成了綠色產品產業鏈，將形成年產27000噸生物降解聚酯原料的生產能力和35000噸生物降解改性材料的市場供給能力。在生物降解膜袋類制品領域，目前已具備年產膜袋類制品20000噸的生產與市場供給能力。”

挑戰：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困難重重

與準備充分、技術和經驗實力均過硬的大企業相比，部分以生產低端產品為主的中小型企業轉型起步較晚，轉型能力偏弱。據了解，2008年的限塑令頒布后，華北最大的塑料生產集散地河北雄縣2000多家塑料袋廠有一半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與之前相比，新版限塑令禁限的塑料產品更多，影響的企業范圍更廣。

“現在部分中小企業還處于觀望狀態。”上海大覺包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覺公司）董事長熊露璐介紹：“部分在上海一直生產傳統塑料制品的小企業，環保水平低，資質差，很難獲得大的訂單，從2017年就開始在陸續關停。新版限塑令對他們來說是難上加難。據了解，其中一些企業已經選擇避開生產《意見》中禁限的塑料制品，轉而依附大企業，主要通過為大企業提供工業包裝制品來延續企業生存。”

大覺公司在業內屬于中等規模的企業，于2015年開始進入可降解塑料制品領域，盡管目前其部分可降解設備已經投產，但未來真正要在可降解領域博得一席之地，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產需要按照國家標準嚴格執行，材料中所有有機物成分均需要達到生物降解條件。目前各項通用標準、產品標準和方法標準已經有所細化。但不同傳統塑料產品需要的設備可能不一樣，即使中小企業要轉型，但因為經驗和資金不足，還需要在確定市場方向后再行動。”

此外，如果企業最終走塑料制品的全降解之路，增加生產成本將不可避免。“相同量的塑料制品，全降解制品的生產成本可能是傳統制品的2.5倍到3倍。”熊露璐坦言，“流動資金也需要相應地增加2.5倍到3倍。這是很大一筆錢，希望未來相關政策能向全降解塑料制品企業傾斜，放松融資貸款渠道。”

“行業洗牌不可避免。”樓仲平表示，“真正做到綠色發展，還是要靠專業人才來提升技術和工藝。一方面積極開發研究更多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性原料；另一方面也要降低生產能耗。塑料污染治理很重要，降低能耗也同樣重要，不能顧此失彼。”